1949年4月26日的夜里一级配资世界门户，苏州河两岸灯火昏暗，胡均鹤穿着一身旧呢大衣，夹着厚厚一沓名单走进丹阳车站。他对身边警觉的手下说了一句：“去见饶书记，这回可别出岔子。”那时候，他已决定把潜伏在上海的中统特务网全部摊在共产党人面前。多年后回望，这一晚像一枚钉子，钉在了他坎坷命运的节点上。
时间拨到1982年9月。潘汉年冤案平反的公报贴出没几天，已经七十六岁的胡均鹤被批准保外就医，离开山西阳泉劳改农场。车厢里闷热，他扶着座椅喘气，一路咳得停不下来。陪同的狱医提醒多喝水，他摆摆手：“先把潘主任的事弄明白了，轮到我，也得有人说句话。”这句自言自语，连旁人都听出那股急迫。
胡均鹤一生像一条多次改道的河。1907年，他出生在江苏吴县，父亲早逝，家中清苦。少年当学徒、做过搬运工，手上老茧至死没退净。1926年，他在上海纱厂工人集会上被李强、瞿景白看中，加入共青团，很快转为中共党员。四一二后，白色恐怖笼罩申城，胡均鹤在弄堂里和巡捕绕着圈子跑，硬是没掉队，党内评价“胆大心细”。
事情从1932年急转直下。团中央机关被破坏，他落到中统调查科手里。出的主意“攻心为上”直戳软肋：妻子赵尚芸即将生产。铁椎般的审讯声里，他心口却被一句“你愿意孩子没爹吗”击穿，防线崩溃，叛变。自此，“叛徒”两个字像烙印，跟他一辈子。
抗战期间，他在中统华中系统任职，本想补救，却于1939年被“请到”76号。日伪宪特让他再一次作出选择，结果还是低头。遗憾的是，第二次背弃后，他又暗中为中统、为共产党做情报输送——两边都防，两边都想讨好，这份扭曲的求生欲在档案里留下厚厚一摞笔供。
1941年秋，潘汉年通过关露与李士群搭线，胡均鹤被指定为联络人。他负责接站、安排掩护，甚至在半夜驾小汽艇护送刘晓、王尧山等人从洋山口子绕到苏北。同车的新四军干部小声提醒潘汉年：“他是中央通报的叛徒。”潘汉年答得利落：“能用则用，先保命最要紧。”
抛开情感判断，胡均鹤那几年对抗战确有贡献。正因如此，抗战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只判他十年，且很快就把他当“潜伏资产”又放出来。上海即将解放，饶漱石、扬帆采纳“以特反特”思路，胡均鹤赶巧押上最后一注——带名单、供路线，协助肃清敌特。此举为他赢得短暂喘息。
1951年起，形势骤变。“历史问题”三个字压顶，他被撤职，在家闲坐三年。1954年9月，公安人员敲响弄堂木门，他顺手把茶杯放下：“该来的还是来了。”三个月后，扬帆也进了看守所，而潘汉年则在北京的审讯室中一次次重述当年与短暂会面的经过。一条线，三个人，同时跌进深渊。
关押的二十八年里，胡均鹤的标签从“战犯”到“反革命”再到“历史反革命”，不断叠加。他明白自己早年叛变、投敌无法抹去，可他也清楚：潘汉年如果被认定为“特务”，那么为潘跑腿的自己必定万劫不复。1978年中央重新审查潘案，他在看守所里听风声，却无人搭理。直到1982年8月，平反通知正式下达，他才被允许离开高墙。
这年中秋刚过，上海浦东的海风已带凉意。胡均鹤颤着手，让儿子写申诉信，“名字、时间、地点，能对的都对上，别漏。”翌日一早，儿子抱着文件袋往市中级法院递材料。信里要害就一句：若潘汉年无罪，延伸案应逐一复查，“我的事儿该说清楚了”。
复审历时十八个月。办案人员查阅1941—1945年填写的密档，勾线标记时不时摇头：同一日期里，胡均鹤既在汪伪特工总部档案出现，又在中共秘密交通站的日记出现。资料交叉验证后，组织给出结论：叛变是真，后期“戴罪效劳”也是真，解放后再叛无证据。依照党中央一贯政策，“既往不咎，功罪并陈。”
1984年4月，平反通知书正式送到他租住的石库门里弄。通知用了六十六个字：潜伏特务定性不当，反革命罪名撤销，享受行政十五级离休待遇。胡均鹤盯着“撤销”二字良久，嘴角抽动一下，把纸条折整齐放进薄木箱。邻居来探望，他只是笑：“总算有个结果。”
同年，旧识龚定中写信到市公安局，想追究当年刑讯之痛。工作人员调查后回访龚定中，告知胡均鹤已平反。龚愣了好几秒，叹句“世事难料”，信件作罢。胡均鹤对此没回嘴。他常说一句话：“自作自受，别怨天。”这句话听着倔强，更多却是一种自知。
1993年3月，胡均鹤因脑溢血离世，终年八十六岁。丧事简单，遗体告别厅里挂着黑底白字挽联，没有花哨头衔，只有“曾任上海市公安局情报委员会主任”一行小字。送行者大多是当年公安系统的老人，也有人是他解救过的地下党员。议论不多，偶有人轻声说：“复杂的人，复杂的时代。”
潘汉年的墓碑在苏州狮子林侧，胡均鹤的骨灰最终安放在上海闵行公墓，两地隔着三百公里。山河无言，往事亦不再争辩。但在人们翻阅那段档案时，总会读到1982年那封简短的申诉信——它像扳机，扣响后，尘封多年的真相才得以浮出水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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